Title:: 📕 看见 Author:: 柴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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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来做新闻，你关心什么？”他开了口。 “我关心新闻当中的人。” 他在烟雾里眯着眼看了我一会儿：“你来吧。”
他私底下爱教育我：“你生活得太塑料了，不真实。” 我白他：“怎么了？” “过分得体。” “什么意思？” 他来劲了，比比划划：“要像打枪一样。有句话，叫有意瞄准，无意击发。要有这个‘无意’。”
大老杨是摄像，录完节目大雪里送我回家，他说姑娘你可得加把油啊，领导说扶不起来就不扶了。
“你关心的都是自己，你得忘掉自己。”他说。 “怎么才能忘掉自己？”我拧巴得很。一期节目三方连线，我得时刻想着我的身体要拧成三十五度、四十五度、六十度角，还要想脸上的表情、语言、化妆、衣服。这一场下来什么都得想，我怎么能忘掉自己？ “回家问你妈、你妹，她们对新闻的欲望是什么，别当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
很多年后，我看到了它的续集，愤怒地写信给作者。我说你这续集里蹩脚的狗屁传奇故事把我心里的史达琳侮辱了。那个吃着意大利餐、欣赏油画、跟食人魔医生谈童年创伤的女人根本不是她。 在我心里，她一直是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二十四岁的实习生，说话带点儿土音，偶尔说粗口，没有钱，穿着一双不怎么样的鞋子，孤身一人去调查杀人案，监狱里的疯子把精液弹到她脸上，参议员认为她偷了自己女儿的珠宝，她知道失败和被人看轻是什么滋味。 可是她左手可以一分钟扣动七十四下扳机，胳膊上的筋脉像金属丝一样隆起，卷起袖子去检验那些腐败的死尸，对认为她只是依靠姿色混进来的男人说“请你们出去”。
白岩松有天安慰我：“人们声称的最美好的岁月其实都是最痛苦的，只是事后回忆起来的时候才那么幸福。”
节目很简单，听众写信说他们的事，我不评论，也不回复，只把选中的信每个字都念出来，姓名日期在我看来都金贵得很。念完往上一推音乐键，我往后一靠，潮乎乎的软皮耳机里头，音乐排山倒海。胳膊枕在播音台沉甸甸的皮子上，胳膊肘那块蹭出了深褐色的印子。沉沉的晚上，头顶一盏小灯烤着，栎木板和皮革有一种昏黄老熟的味儿，对面玻璃反射这点小光，好像整个世界都窝在里头。从第一次坐在这儿，我不兴奋，也不担心，心里妥当——就这儿了。
有天，吹着高高的头发，化了妆去录节目，路上碰到一个当年的朋友，看着我，看了一会儿，说：“你可小心，别变成最初你反对的人。”
做了一年多主持人，二〇〇三年二月，白岩松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新疆地震，半个小时后，你去现场。“接接地气，”他说，“知道为什么不让你穿裙子了吧？干这行得随时准备出发。”
“当时找不到任何工具，就用自己的手挖。一开始看到一个手腕时也不能确定是我媳妇还是儿媳妇，等看到衣袖的时候我才确定是我孩子他妈。然后我就停下来了，其他人把她挖了出来。” 他脸上全是灰，被泪水冲刷得深一道浅一道，翻译说到“然后我就停下来了”，我心里抽动，一时问不出下一句来。
临走的时候，她们本能地想跟着出来。门缓缓带上，我看见她们的脸重重地往下扯着，眼看就要哭出来。那个有一岁小孩的医生又走了进去，安慰她们。我在门口等着她，她出来的时候大概知道我想问她什么，说：“我也是母亲。” 那时候我才能回答陈虻的问题——当一个人关心别人的时候，才会忘记自己。
二十二号，突然通知有临时转运任务，开出两辆急救车。长安街上空空荡荡，交警也没有，司机周师傅开金杯面包车载着我们，跟在急救车后面开了个痛快。那年天热得晚，来得快，路上迎春花像是憋疯了，纯金的枝子胡乱抽打着往外长，衬着灰扑扑的荒街。老金杯在长安街上开到一百二十码，窗开着，外头没人，风野蛮地拍在脸上。我原来以为这一辈子，就是每天想着怎么把一个问题问好，把衣服穿对，每天走过熟悉又局促的街道，就这么到死，没想到还有这么一天。
采访中，急诊科主任朱继红告诉我，当时这二十九个病人都是非典病人，世界卫生组织检查的时候，他们曾被装在救护车上在北京城里转。 九年后，再看二〇〇三年对他的采访，那时候我还不能明白这个人为什么说话语速那么慢，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现在我理解了，那是沉痛。
他一边恸哭一边念，我的眼泪也满脸地流。小鹏瞪我一眼，做记者哪能这样呢？可是我没办法。
之前我坐在演播室的时候，总认为结尾的评论必须是一个答案，说出“让我们期待一个民主与法治的社会早日来到”才可以收拾回家，就好像这演播室只是一个布景，我只是在表演一个职业。我从来没想过一个节目会以无解来结尾，一直到我明白真实的世界即是可能如此。
但别人没看错，非典的时候冒死不难，提一口气就够了，生活却是呼吸不绝。天性里的那点怯弱，像钉子一样钉着我。
有次拍房地产黑幕，拍了足足四十分钟，回来一听，只有电流声，只能再去一趟。人家看见我，叫得很亲热：“姐，你怎么又来了？”让人难受的，不是冒风险，而是面对这个热情，还得把问过的问题变着法再问一遍，还不能让他起疑心——哪本教科书上教这个？
我的新偶像是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她的采访录被我翻得软塌塌，在我看来她是史达琳的现实版——一个从不害怕的女人。 二战，美国飞机轰炸佛罗伦萨时，她还是个小孩子，蜷缩在一个煤箱里，因为恐惧而放声大哭。父亲狠狠地掴了她一耳光，说：“女孩子是不哭的。”她日后写：“生活就是严峻的历险，学得越快越好，我永远忘不了那记耳光，对我来说，它就像一个吻。”
沙龙在这次采访结束时对她说：“您不好对付，极难对付，但是我喜欢这次不平静的采访，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您一样带着那么多资料来采访我，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像您一样只为准备一次采访而甘冒枪林弹雨。”
事后他说起那个矿井，一百三十米深，罐笼到底时，一声巨响，他的膝盖一阵哆嗦，抬起头，看不见洞口的蓝光。“生和死真他妈脆弱，就这么一百米，这些人天天这么过，超负荷地工作。我难过的是，他们很知足，觉得这么比在村里种地强多了。”他拍到那些被藏的尸体遗骸，闻了被烧过的裹尸布，“你要是真见过他们的样子，就不可能为几个钱把灵魂卖了。”
长天大地，多摔打吧。大夏天四十度，站在比人高的野玉米地里采访，小腿上全是刺痒，我以为是虫子，后来发现是汗从身上不停地往下流，逼着你没法磨叽和抒情，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踩实了飞快往前走，采访完满脸通红走到阴凉里头，光脚踩在槐树底下青砖地上冰镇着，从旁边深井里压一桶水上来，胳膊浸进去捞一把出来洗脸，一激灵的清凉。 那几年就是这种盛夏才有的干燥明亮，之前青春期湿答答的劲儿一扫而空。
生和死，苦难和苍老，都蕴涵在每一个人的体内，总有一天我们会与之遭逢。我们终将浑然难分，像水溶于水中。
她嗓子喑哑，听起来像是呓语，不断重复某些句子。采访差不多凌晨四点才结束，司机听得睡过去了。我不想打断她，这一年多的生活，她一直没机会说，说出来也没人信。她说：“我可以这样厚颜无耻！我都觉得自己厚颜无耻……现在想起来也还是。你可以到那条街上站在那里跟别人讨价还价。不是说卖别人，卖什么，是卖自己呀！那是跟别人讨价还价卖自己！”
“和陌生人发生性关系，对于同性恋者来说有巨大的好处，这个好处就是安全。”张教授说。 安全？我很意外，这是在健康上最不安全的方式。 “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两个人完了关系大家互相都不认识，不用担心身份的泄露。” 在没有过去和未来的地方，爱活不下来，只有性。
她说：“他每天都在伪装。每次我跟他一块儿要是参加个应酬什么的，他都拼命给大家讲黄色的笑话，给人造成的感觉，他这个人特别黄，特别好女色。他每天很累，不停在伪装自己。” 我问过翼飞，“你们为什么还要跟女性结婚？” 他说：“有个朋友说过，我父母宁愿相信河水倒流，也不相信有同性恋这个事情存在。”
“安全套对国人来说意味着性而不是安全。���
我问张北川：“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不接纳同性恋者？” 他说：“因为我们的性文化里，把生育当作性的目的，把无知当纯洁，把愚昧当德行，把偏见当原则。”
这个片子送审的时候，我们原不敢抱指望。这是二〇〇五年，中央电视台的屏幕上第一次出现同性恋的专题，他们正视镜头，要求平等。
采访的十一个杀夫女犯中，只有一位没有说杀人的原因。我去她娘家。她姐把我拉到一边，迟疑再三，对我说：“你不要问了，她不会说的……她为什么要杀他？因为出事那天，他赤条条的去了两个女儿的卧室。”
外婆拉住孩子的手递给我：“是啊，跟她一模一样。俺这孩子冤啊。手裂得，你看手冻得，这个手冻得都流血。我啥也不要求，我就要求她早点回来，管她孩子，到我死的时候能给我跟前送个灵就行了。中不？我啥也不要求。”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中不？”她们一老一小两只手都放在我手里，摇着。 我蹲在那儿，无法作答。
每年的三八妇女节，这些女犯中或许有人可以因为平时表现良好而得到减刑，那样有生之年也许能够看着孩子长大，小豆对我说，她热爱这个节日，“但是，一年，为什么只有一个三八节呢？”
但采访完忽然想起一事，我妈常掰开我和我妹的嘴叹气：“我和你爸牙都白，怎么你俩这样？”我俩只好面面相觑，很不好意思。 老头儿这么说，我才想起，搬家到小学家属楼后，我家自来水是咸苦的，难以下咽，熬粥，粥也是咸的。家家都这样。像喝铁钉一样。后来查了一下，可不是，“县城水的矿化度高，含氯化物、硫酸盐、铁”。
现在这些焦厂已经被取缔，老头儿说：“但今后几百年里，每次降雨后，土壤中致癌物都会向地下潜水溶入一些。” 我听得眼皮直跳。
市长端起杯子喝口水，看着我：“政府对于焦化，始终是冷静的。我们采取措施之后呢，后面的这股劲我们给压住了。” “压住了？”我问，“压住了还会有这么三十多个违规项目上来吗？” “因为当时有个投资的狂热，他们都想做这个事，市场形势特别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态度是坚决的。” “如果你们态度坚决的话，那么这些违规项目就应该一个都不能上马才对呀？” 他又拿起杯子喝了一口水，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儿。 我们对着看，看了很久。
十年后再见，我做煤炭生意的那个朋友，把矿倒手卖给了别人，名片换成了北京一家手机动画公司。我问为什么，他说“钱也挣够了”。 我再问，他说：“这行现在名声不好。” 再问，他说：“那矿只能挖五十年了。” 再问，他眯眼一笑，伸了两根指头，“其实是二十年。”
只有一个矮个子老人，几乎快要跪下来让我们一定要去他家看看。他扯着我一路爬到山顶，看他家新盖的房子。整面墙斜拉开大缝子，摇摇欲坠，用几根木头撑起来。他家的正下方就是煤矿，水源已经基本没水了，他在檐底下搁只红色塑料桶，接雨水。 村里人看他跳着脚向我哭叫几乎疯癫的样子，都笑了。他们的房子在半山腰，暂时还没事。原村长和书记都在河津买了房子，不住在这儿。
我可以自管自活着，在旅行的时候回忆童年。但我是从那儿长出来的，包括我爸在内，好多人还得在那里生活下去。每天要呼吸，喝水，在街头走过。人是动物，人有感觉，表姐在短信里说：“再也没有燕子在屋檐下搭窝了，下了雨也再也看不见彩虹了。” “再也”，这两个字刺目。
有次与《半边天》的张越聊起，她说：“阿甘是看见了什么，就走过去。别的人，是看见一个目标，先订一个作战计划，然后匍匐前进，往左闪，往右躲，再弄个掩体……一辈子就看他闪转腾挪活得那叫一个花哨，最后哪儿也没到达。”
“在强大的机构面前人们往往除了服从别无选择，但是我不愿意，”他说，“我要把他们拖上战场，我不一定能贏，但我会让他们觉得痛，让他们害怕有十几二十几个像我这样的人站出来，让他们因为害怕而迅速地改变。”
她的被捕引发了蒙哥马利市长达三百八十五天的黑人抵制公交车运动，组织者是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牧���马丁·路德·金，日后他得到“反种族隔离斗士”和诺贝尔和平奖的荣誉。这场运动的结果，是一九五六年联邦最高法院裁决禁止公车上的“黑白隔离”，帕克斯从此被尊为美国“民权运动之母”。五十年后，在帕克斯的葬礼上，美国国务卿赖斯说：“没有她，我不可能站在这里。”
我采访陈丹青时，这位知名的画家从清华辞去了美术学院教授和博导的职务，因为现行的政治和英语考试，让他招不到他想要的学生。他说：“政治本来是一门学问，但我们的政治考试是反政治的，没有人尊敬这个学科。”
“三月的北京……”她刚张嘴，一阵风，话就堵回去了，头发都扑在脸上。 摄像戴着大帽子，缩在棉袄里，大声喊：“笑一点，重来一遍。” 我顶着大风哆哆嗦嗦地往前走，看着她努力地用手拂着头发，两腿向内弯夹着棉大衣，满面笑容地说：“三月的北京，春意盎然……”
我看她这段，想起当年，我、竹青、宇君、小熊、何盈、李总管、小米、韩大叔……大家吵来吵去，深更半夜临时改方案，我也知道要多耗无数工夫，但没人埋怨。每天傍晚直播回来，一推十八楼那个小屋的门，“轰”一下的热气，七八个人都转过脸冲我笑，桌上给我留着饭，姚华把塑料袋里猩红的剁辣椒和萝卜干拎过来，大眼睛的小温温给我倒杯热水。 汪汪坐在电脑前查资料。我从不带笔，一辈子丢三落四，一边吃饭一边左顾右盼，想找个笔在纸上划一下。她背对着我，眼睛盯着屏幕，看都不看我一眼，一只手把笔送到我面前。 她后来在信里写：“你有点惊讶，我理所当然。十几平米的小屋，我们都挤在一起，彼此一举一动不用眼睛看，用心就能知道。” 过了四年，她才告诉我，那个在留言里写“你观察两会，我观察你”的人，就是她。
泪水和愤怒是人之常情，但我慢慢觉得公众对记者这个职业的要求是揭示这个世界，不是挥舞拳头站在什么东西的对面。
得诚实地说，悲情、苦大仇深的心理基础是自我感动。自我感动取之便捷，又容易上瘾。对它的自觉抵制，便尤为可贵：每一条细微的新闻背后，都隐藏一条冗长的逻辑链，在我们这，这些逻辑链绝大多数是同一朝向，正是因为这不能言说又不言而喻的秘密，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绝不能走到这条逻辑链的半山腰就号啕大哭。” 他写道：“准确是这一工种最重要的手艺，而自我感动、感动先行是准确最大的敌人，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
老范坐边上，后来她写道：“说实话，他的坦率让我绝望。一个过于主动甚至积极坦白自己内心阴暗面的人，往往会让原本想去挖掘他内心弱点的人感到尴尬和一丝不安。
西藏人有句话说，幸福是刀口舔蜜。唐山首先是个刀口，如果刀口本身的锋利和痛感感觉不到，后来的蜜汁你吮吸起来也会觉得少了滋味。
她说地震后躺在地上，天上下着雨，她渴极了，张开嘴，接雨水喝。她的手碰到一条大腿，还以为是死人呢，沿着那条腿往上摸，摸到腰上才发现是自己的身体，腿已经没有任何知觉。她抬头看四周：“我觉得我已经破碎了，和唐山一样。整个都拾不起来了，我后来所做的不过是把我一点点捡回来然后拼凑在一块，跟唐山一样。” 我小臂上全是碎鸡皮疙瘩，就像那雨水也浇在我的身上。
这不像普通办公室里的闲谈。他一句寒暄没有，谈的是都直见性命的事。这些话题我不陌生——让人失望的现实，缺少良知，缺少希望，缺少坚守的人……这些话，很多人在摄像机的红灯面前说，很多人在文章里说，很多人在喝酒后说。他是在一个平凡的下午，坐在一个并不熟络的同事面前谈这些。他说话的样子，就好像，就好像这些东西都是石头一样，死沉地压着他，逼着他。
他说现在一遍遍看自己片子里的这些抗战老兵：“我每看这个，就觉得自己非常渺小，我们受那点委屈算个屁啊。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九死一生，家破人亡，多沉重的词啊，对他们来说小意思。受尽委屈，有误会，没有钱，半辈子吃不饱饭，儿女找不到工作，女朋友被人撬走，邻居一辈子在盯着你。当我每天看他们经历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我这个年龄经历的所有事都特别淡。“
他说：“从小，我们对于日本在战争中获胜，以及我们长大了就要当兵，没有任何怀疑，为战争而生的日本人，就是这样造就的。” 直到一九八六年，六十三岁的岩浪安男仍然认为：“为了我国的安定，必须绝对保证我国在包括‘满洲国’在内的中国大陆的利益，如与英美妥协，等于将我国的未来听任他们的安排。” 他说：“我是被这样教导的，我也相信这一点。”
那么，知识分子去了什么地方？那些本来应该发出声音和警示的人呢？ 日军入侵华北日渐深入时，东京大学的校长和理学院的教授曾反对日语对华教学计划，“不要再为了日本的利益去妨害支那人的生活”，但“随着‘跟上形势’‘整肃学风’的声音，自由派教授一个个被解职，或者沉默下去”。
出版这本书的是美国人。“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这些现在生活在和平中、守法的社会公民，怎么会像野兽一样行事？再看看我的国家，我自己那些总体上可称为良善之辈的美国同胞，又怎么与那些人——他们轰炸越南村庄，在惊惧中残杀朝鲜难民——扯在一起？人们又怎么能将那些聪明、好客、有着丰富想象力的中国人，与‘文革’中那些麻木的人们联系起来？” 他说：“这些应该是有着足够道德良知的个体，为什么会落入集体性的狂热和盲从之中？每个民族或国家的人，不妨都这样问问自己。” 对历史说真话，就是对现实说真话。
死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除了忍受，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忍受。
把废墟清一清，露天摆了三张矮桌子，天已经擦黑，村里人舍不得点火，借着麻蓝的天上一点晶明的星光挤着坐，狗在膝盖底下蹭来蹭去，不扔东西给它，它就拿嘴拱你腰一下，往后一坐，眼巴巴望着。叶哥一边扔点肉皮一边笑：“它好久没见着人了。”
志全说：“她那天早上说，爸爸，给我买一个冰淇淋，我没给买。我就是后悔，两块钱一个的冰淇淋，我为什么没给她买？”
要了外卖吃，在一堆书的底下找到安德森·库珀的书。他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记者，作过很多灾难和战争的报道，在序言里他写道：“回到家里，等待我的是一叠叠的账单和空荡荡的冰箱。去超市买东西，我会完全迷失……一群女孩一边喝着水果颜色的饮料，一边谈着化妆品和电影，我看见她们的嘴唇在动，看见她们灿烂的笑容和挑染的头发，我不知该说些什么，我会低头看着自己的靴子，然后看到上面的血迹。”
说。 “审批和报批是一个概念么？” “是一个概念。”他连眼睛都不眨。 我只好再问一遍：“审批和报批是一个概念么，镇长？” “嗯，是两个概念。” “那为什么要违法呢？” “法律知识淡漠。”他还跟我嬉皮笑脸。
在这期节目后的留言里，有一种共同的情绪，卢安克给人的，不是感动，不是那种会掉眼泪的感动，他让你呆坐在夜里，想“我现在过的这是什么样的生活”。
卢安克在他旁边给我留了把竹椅子。吃了几口热的，我缓过来点儿了，背地里我问他：“我怎么老没办法改变我的弱点？” 他说：“如果那么容易的话，还要这么漫长的人生干什么呢。”
药家鑫向家人隐瞒了真相。一直到第三天早晨，他叫醒母亲，让她抱下他。说害怕，车祸死了人。药庆卫从单位打车直接拉他去自首，路上没有问详情，“太自信太自负都不好，我不问他，就是太相信他不会对我撒谎，他说是车祸我就相信是车祸。”
柏大夫说给他，也说给我听：“和解，是在心里留了一个位置，让那个人可以进来。”不是忍耐，不是容忍，她指指胸口，“是让他在我这里头。”陈虻说“宽容的基础是理解”，我慢慢体会到，理解的基础是感受。人能感受别人的时候，心就变软了，软不是脆弱，是韧性。
总之，没人能讨好他。但大家最怕的，是他审完片说“就这样，合成吧”，那是他觉得这片子改不出来了。只能继续求他：“再说说吧，再改改。”他叹口气，从头再说。
陈真是原来“东方时空”的编导，他说：“陈虻的一生没有拍什么片子，但我们就是他的作品。”
有一句我以前没注意，这当口看见刺我一下：“你必须退让的时候，就必须退让。但在你必须选择机会前进的时候，必须前进。这是一种火候的拿捏，需要对自己的终极目标非常清醒，非常冷静，对支撑这种目标的理念非常清醒，非常冷静。你非常清楚地知道你的靶子在哪儿，退到一环，甚至脱靶都没有关系。环境需要你脱靶的时候，你可以脱靶，这就是运作的策略，但你不能失去自己的目标。那是堕落。” “不要堕落。”他说。 我以为我失去了他，但是没有。